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月2日电（记者石中玉张璇）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日前在塞首都贝尔格莱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过去76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塞中两国拥有高度契合的发展理念和深厚的传统友谊，合作前景广阔。
拉古什说，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历程令人惊叹”。“（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真的很了不起。”
拉古什曾多次到访中国，深圳的发展变化尤其令她印象深刻。“几十年前那里只是一个小渔村，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和信息中心之一。深圳的发展正是中国过去76年成就的缩影。”
拉古什表示，中国在实现国内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并通过四大全球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应对复杂局势提供解决方案，对全球治理和世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谈及塞中关系，拉古什强调，两国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高度契合，致力于共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与经济增长。她表示，近年来两国合作持续深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开通贝尔格莱德至上海、北京、广州的直航航班，为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提供了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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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魏玉坤）为更好发挥工程咨询行业在规划编制、投资决策、项目实施等方面的智力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助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工程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四方面政策措施。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围绕推动工程咨询行业的专业化、标准化、数字化、国际化，提出了加快推动工程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把握行业发展定位。工程咨询行业作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咨询和管理服务。
二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大力推广全过程工程咨询。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加强建筑信息模型、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利用。推动构建多元化咨询服务体系，鼓励服务模式创新。
三是加强支撑能力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职业资格评价、登记和继续教育相关制度。完善行业制度标准规范体系，加快工程咨询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工程咨询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四是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严格规范工程咨询从业行为，强化工程咨询从业人员和所聘专家从业行为合规管理。完善行业自律管理机制，推进行业诚信建设。加大行业监督执法力度。
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政策指导和宣传引导，认真做好意见的贯彻实施工作，扎实推动工程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政策指导和宣传引导，认真做好意见的贯彻实施工作，扎实推动工程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5年9月10日，IMI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60期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举行。壹零智库CEO、Web3.01创始人柏亮做了主题为《稳定币的发展历程、成败叙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报告。柏亮认为，当下全球主流国家监管逐步介入，市场也呈现出市值复苏和交易量突破的新变化；稳定币与支付宝存在显著差异，支付宝并非稳定币；欧盟与新加坡制定了完善的监管规则，但本币稳定币规模及稳定币应用交易市场均处于较低水平；相较而言，美国在监管上采取“模糊容忍”策略，网络效应与应用生态深度是关键支撑，应用生态最为完善；香港可打造“香港稳定币走廊”；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中国版美元稳定币、“全球币”三箭齐发可为中国在稳定币市场获取战略优势提供思路。
稳定币的发展历程通常以2014年为起点。提及稳定币时，多从2014年USDT发行开始，但同年与USDT同步甚至早数月发布的还有bitUSD和bitCNY，二者依托BitShares（比特股）平台，基于加密算法打造以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虚拟货币，旨在解决当时虚拟货币价格不稳定问题。比特币及基于其原理衍生的“山寨币”价格波动剧烈，相互间交易难度大。
比特币诞生之后，人们开始探索加密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路径。2013年，福布斯一位记者开展“仅用比特币生活一周”实验，实验中虽能通过比特币完成一周生活消费，部分场景已接受或经说服接受比特币支付，但暴露出比特币价格波动大、交易效率低的问题。
因为价格波动剧烈，基于加密货币的支付、使用及募资投资均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市场开始探索稳定币，以规避价格涨跌影响，并对接现实场景如工资发放等。当时稳定币发展有两个思路：
其一为BitShares采用的加密货币算法，以加密货币质押，因算法复杂等原因未能大规模推广，目前虽在区块链网络中存在，但使用者极少。BitShares推出美元稳定币之后又推出了人民币稳定币，人民币稳定币在稳定币诞生初期一度比美元稳定币更活跃。
其二为USDT采用的与美元1:1锚定的简单机制，它快速获得市场认可。USDT初期三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遭遇黑客攻击、公信力质疑，因作为中心化公司，用户对其美元用途存在担忧，质疑其填补财务窟窿、进行高风险投资等，后因相关问题被SEC处罚，但后续通过盈利填补潜在窟窿，并逐步加强了审计和透明度，获得市场青睐。
另一重要稳定币为DAI，当前在去中心化市场中广泛应用。2015年，中心化金融平台MakerDAO成立，2017年在以太坊推出稳定币，初始版本为单一虚拟货币质押的SAI，2019年底至2020年初升级为多币种质押模式并正式命名为DAI。
2014-2016年稳定币交易量较小，2017年交易量逐步增加，市值攀升至10亿美元。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是以太坊ICO的发展。以太坊作为首个ICO项目，带动2015年后ICO逐步兴起，2017-2018年达到巅峰。大量中国参与者进入ICO市场，但骗局较多。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发布虚拟货币禁令（《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境内ICO项目清退。ICO募资中，稳定币成为首选工具，因直接募集比特币或以太币会受价格波动影响，导致资金使用困难，稳定币有效规避了这一问题。
此阶段不同类型稳定币雏形已出现。bitUSD、bitCNY于2014年诞生，均为去中心化超额抵押型，抵押品为BTS（比特股）；DAI同样为超额抵押型，初期以单一资产抵押，后发展为多资产抵押，目前已纳入RWA资产作为抵押资产；USDT为法币储备型，与美元直接挂钩，储备资产为美元资产。在运营治理方面，bitUSD、bitCNY、DAI采用分布式治理，依托DAO组织实现去中心化；USDT则为中心化运营，由Tether公司（泰达）负责发行管理。bitCNY和bitUSD已边缘化或近乎消失，DAI发展为DeFi领域的主流基础设施与币种，USDT成为全球最大稳定币。
2018年USDC发布。与USDT发展路径差异显著，USDT属于“草根创业、野蛮生长”，最初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无牌照，发展迅速且模式灵活；USDC则由国际投行、传统金融机构支持的“精英创业”，自诞生起便走合规路线，积极申请牌照、落实KYC等合规要求。由于USDT已占据虚拟货币大部分赛道与场景，USDC选择与美国最大合规交易所Coinbase合作，借助其渠道获取市场份额，2025年USDC发行方Circle上市时，数据显示其很大一部分收益被Coinbase分走。
2019年Facebook宣布推出一揽子货币支撑的稳定币Libra（后更名Diem）。该计划引发全球震动，Facebook当时拥有26亿全球用户，若推出全球稳定币，将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引发美联储、美国国会等机构高度关注，美国对Facebook施加较大压力，Libra项目不断弱化，最终夭折。但该事件推动全球主要央行和政府以战略高度重视加密货币，成为加密货币监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一是市值复苏，2023年5月后稳定币市值逐步回升，USDT复苏速度较快，USDC复苏相对缓慢，从市值走势图可清晰观察到2022-2023年的下跌与后续恢复过程。
二是交易量突破，2024年全球稳定币交易量实现显著增长，不同机构数据显示的具体数值不一样。Bitwise数据显示达11.9万亿美元，超过Visa同期10.8万亿美元的交易量，这一突破被视为加密货币在支付领域超越传统金融的重要标志。
三是USD1，特朗普家族在2025年3月推出的稳定币。因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特朗普政府的加密货币政策取向，USD1具有一定的标志性。
四是Circle上市，2025年6月，USDC的发行商Cirecle上市，正直美国稳定币监管法案推进期，股价暴涨。Circle奉行合规原则，因此也获得了监管红利。
首先是抵押型稳定币，可进一步细分为三类：一是法币抵押型，包括USDC、USDT、USD1等，以1:1美元储备为核心机制；二是加密资产抵押型，如DAI、sUSD、sUSDE等，DAI以ETH、RWA等加密资产进行超额抵押，应对资产价格波动；三是商品抵押型，例如以黄金为抵押发行的Paxos Gold（PAXG）。
其次是算法稳定币，典型代表为已的UST（Terra），此外还有AMPL（Ampleforth）等，此类稳定币不依赖抵押品，通过算法调节供需维持价格稳定，但整体规模较小，UST后市场对其信任度大幅下降。
第三类是混合稳定币，采用“部分抵押+算法调节”模式，如FRAX，当前市场规模也较小。
另有一类与稳定币功能相似但未被划入稳定币范畴的是代币化存款，J.P. Morgan、花旗、汇丰等银行均有发行。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稳定币无杠杆，采用1:1抵押模式；代币化存款依托商业银行信用，而商业银行属于高杠杆经营，受资本充足率约束，且代币化存款多在银行及客户自身体系内运营，未大规模面向市场开放应用。
从主要稳定币市值对比来看，USDT市值最高，接近1700亿美元；其次是Circle发行的USDC，市值约700亿美元；USDe与DAI机制类似，近期发展迅速，市值已超100亿美元，超越DAI；DAI市值约50亿美元；特朗普家族的USD1市值约22亿美元；PayPal发行的PYUSD等其他稳定币规模则相对较小。[1]
USDT作为法币抵押型稳定币，发行机制简洁，Tether公司搭建稳定币发行平台（技术接口），用户存入1美元，平台发行1个代表1美元价值的USDT代码。其盈利核心在于对用户存入资金的投资运作，早期监管缺失时，投资范围广泛，涵盖黄金、比特币等资产；当前锚定资产需满足高流动性要求，以确保用户赎回时能快速变现偿付，主要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短期国债，同时也投资私人部门债券（如贷款、企业债券）、黄金及加密货币。据2024年报显示，USDT 80%以上资产为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国债，其余的为较高收益资产，而美联储要求稳定币锚定资产需100%为高流动性、安全性强的资产。
USDT发行主体Tether公司最初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2025年初迁至萨尔瓦多，该国于2021年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最友好的国家，Tether在萨尔瓦多获得数字资产服务提供商（DASP）牌照。
USDT的发行渠道主要有两类，一是机构与交易所，加密货币交易所为向平台用户提供USDT，会向Tether批发采购，用户再通过交易所购买；二是公链，如以太坊、波场（TRON）、Solana、币安链等，其中波场上的USDT交易量最大。USDT的商业模式以资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用户用于购买USDT的资金由Tether进行投资，此外还有少量手续费收入及创新业务收入（占比低于5%）。
近年Tether利用利润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今年7月份公布分信息显示已投资120多家公司，涵盖加密货币、金融科技、社交媒体、脑机接口等多个领域，Tether正从单纯稳定币发行商向综合科技公司转型。其中一些投资布局对稳定币的应用具有战略意义，比如投资云服务商数据中心Northern Data，并计划将其整合至已投资的Rumble，整合完成后Tether将成为Rumble第一大股东，而Rumble是拥有数千万用户的新兴社交媒体，这对未来USDT的应用拓展具有重要价值。
USDC与USDT的商业模式大体相似，USDC在美国的合规性做得更好。我们把USDC作为中心化稳定币的代表，与去中心化的稳定币代表DAI做个简单的对比。
二者的核心差异在于发行机制与抵押机制。USDC是中心化机构（Circle公司）以法币资产储备1:1发行；DAI是由去中心化平台（MakerDAO）以加密货币超额抵押发行。
DAI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合规问题，目前全球已公布稳定币监管方案的主要国家，均不认可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及算法稳定币，因此DAI主要在不受监管的去中心化金融领域运营。
而USDC堪称合规“优等生”，积极申请牌照，例如在美国获得48州货币传输许可证，在欧洲获得法国电子货币机构许可证（可在欧盟全域使用），在英国获得虚拟货币许可证，在新加坡获得MAS许可证，2025年还申请了信托银行牌照。合规运营带来两方面显著影响，一是合规成本高，需组建专业合规团队、聘请律师，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需满足注册资本金、保证金等要求；二是应用场景受限，部分场景因监管限制无法开展。但它的优势在于符合全球合规趋势，在主流市场受欢迎程度更高。
DAI作为去中心化稳定币，无相关牌照，在未来监管环境下的生存发展面临不确定性，但其优势在于灵活性高，能快速响应去中心化金融市场需求，设计各类交易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当前国内关于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关系的讨论较多，有的观点认为支付宝属于稳定币，例如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稳定币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出支付宝余额即稳定币，另有学者认为支付宝具备稳定币功能，甚至是全球最好的稳定币，这是当前市场的一类观点。
但从市场定位、对支付和货币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制度属性来看，稳定币与支付宝存在显著差异，支付宝并非稳定币。二者在商业模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不同。
一是价值稳定性，二者均与法币1:1等值，支付宝余额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形式，与人民币等值；稳定币因与锚定法币1:1对应而得名。
二是交易便利性，二者均以提升交易便利性为目的而诞生，但解决的痛点不同。支付宝诞生初期主要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信任问题，买卖双方因担忧付款不发货、发货不付款而难以达成交易，阿里巴巴通过提供支付担保，为电子商务交易提供便利，后续逐步实现技术化、平台化升级，形成当前的支付宝体系；稳定币则主要解决加密货币价格波动太大及交易效率问题，提升加密货币交易的便利性。
在盈利模式上，二者早期有相似之处。支付宝初期依托沉淀资金池盈利，用户资金在平台停留形成规模资金池，支付宝将其用于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开展协议存款等获取收益，后受国内监管限制，该部分收益渠道被关闭，进而推出余额宝，用户将支付宝零钱用于购买天弘货币市场基金，基金通过投资银行协议存款、国债等获取收益并分配给用户，本质是通过资金聚合提升议价能力，获取更高收益；稳定币的盈利核心同样是沉淀资金的投资收益，当前稳定币规模达千亿美元级，每日赎回比例低，且应用场景的拓展使部分用户无需赎回，沉淀资金规模持续扩大，这部分投资收益成为主要利润来源。2024年Tether净利润达137亿美元，公司仅150人，人均年净利润近1亿美元，创全球公司人效纪录。
此外，稳定币发行方也在探索新盈利模式，如开发创新服务，Tether和Circle均搭建RWA平台，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类RWA产品，用户可直接用稳定币购买该类产品，无需赎回为法币，进一步提升资金沉淀率；这个模式类似于余额宝。
一是运行基础，稳定币基于区块链体系运作，支付宝依托传统金融体系，这一差异导致二者在全球化应用中效率不同，日常交易中二者均能实现秒级到账，但跨境支付时，支付宝依然需依赖SWIFT系统等传统体系，效率较低；稳定币基于区块链可实现全球秒级到账。
二是发行机制，稳定币发行主体包括私人公司（如与蚂蚁集团运营支付宝类似）和去中心化组织，发行量根据用户需求动态调整；支付宝无货币或支付载体不具备代币发行功能，仅作为资金托管与支付通道，处理资金存放与流转。
三是货币属性，稳定币是民间商业机构发行的支付工具，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支付宝作为支付工具，用户可选择是否使用该APP，但通过支付宝转账的资金属于法定货币。
四是风险与安全性，二者均面临黑客攻击等技术风险，但稳定币存在挤兑导致的脱钩风险，支付宝则无此类风险。
五是制度属性，全球第三方支付（以支付宝为例）均在传统监管体系下运作，国内依托银行、银保监会等监管体系，国际上依赖SWIFT、CHIPS等清算结算系统，仅提升原有体系效率，未实现本质变革；稳定币则完全脱离传统支付系统，基于全球区块链体系形成新型支付工具，各国需从战略视角重新审视其定位与影响。
美国监管经历长期演变，伴随与共和党执政交替、拜登政府与特朗普二期政府政策调整，监管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特朗普政府将加密货币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5年特朗普二次上任后推出三项关键法案，分别是“天才法案”“清晰法案”及“反CBDC法案”。“反CBDC法案”明确禁止美国发行数字美元（央行数字货币CBDC）；“天才法案”聚焦稳定币监管，“清晰法案”则对加密货币体系实施分类监管，将加密资产分为证券、数字商品、支付稳定币三类，分别由不同机构实施差异化监管。“天才法案”对稳定币发行资格实施许可制，建立联邦与州两级监管体系；要求稳定币 发行方、一级市场机构、托管方、交易所等关键节点必须履行 KYC/AML 义务，并纳入 BSA/FATF 的合规框架；但对链上普通用户的点对点交易，并没有强制每笔实名，而是通过“入口 +出口”的强合规来实现可追溯。
欧盟通过MiCA法案实施稳定币监管，监管力度较为严格。将稳定币分为多资产支持型（ARTs）与单一货币支持型（EMTs），均需采用区块链/DLT技术，实施许可制，发行商需获得欧盟相关机构许可，储备要求与其他地区类似。其监管的显著特点是设置交易限额，若稳定币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万笔或2亿欧元，将触发欧央行干预。
新加坡2023年公布监管框架，监管标准严格，对稳定币发行规模设置限制，超过一定额度需满足特定要求，同时设置资本金及运营费用门槛，整体属于监管“模范生”，注重风险防控与市场规范。
香港《稳定币条例》是目前全球最严格的稳定币监管规则之一。与欧盟、美国的许可制（类似注册制）不同，香港采用牌照管理制，发行商需获得牌照方可开展业务，而美国允许商业银行直接参与稳定币业务。在许可门槛上，香港要求2500万港元注册资本金，为全球现有法律规定中的最高标准；对未持牌机构设置仅六个月的过渡期；KYC/AML要求严格，全环节需落实KYC；同时限制稳定币与DeFi的结合，在香港运营的稳定币难以开展DeFi相关业务。2025年8月1日香港启动稳定币牌照申请，8月31日第一轮资料收集结束，数据显示有77家公司提交牌照申请。
当前全球稳定币市场中，美元稳定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交易额占比超99%，显著高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付占比（现实世界中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60%、国际支付45%）。
从美国稳定币发展经验来看，首先是监管的“模糊容忍”策略，长期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稳定币采取宽松态度，未实施严格监管，也避免“一刀切”政策，为市场创新与发展提供充足空间。其次是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优势，作为全球最受信任的货币，基于美元发行的稳定币天然具备市场接受度优势。再者是市场模式的互补性，USDT的“草根创业”模式与USDC的“金融精英”模式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被称为“灰白组合拳”，有效提升市场活跃度。此外，网络效应与应用生态深度是关键支撑，USDT、USDC早期嵌入ICO、DeFi等生态，形成“用户越多-稳定性越高-应用场景越广”的正向循环，当前已深度渗透企业财资管理、跨境支付、交易所交易、DeFi等领域，应用生态最为完善。
欧盟与新加坡的稳定币发展则提供了失败教训，二者虽制定了完善的监管规则，但本币稳定币规模及稳定币应用交易市场均处于较低水平，在全球稳定币市场中话语权与占有率有限。核心原因包括四方面，一是过度监管抑制市场活力；二是货币国际化程度不足，欧元虽为全球第二大支付货币，但大部分交易集中于欧元区内部，缺乏全球跨境应用场景；三是交易生态不完善，加密货币生态与现实应用场景对稳定币的支撑不足，全球大型交易所均不在欧洲或新加坡；四是监管时机过早，在市场尚未发展成熟时实施严格监管，设置过高门槛，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进入，例如欧洲稳定币直至2025年才有机构尝试推出稳定币，规模仍较小，而监管早在2023年已启动，当时市场尚未形成稳定币交易氛围。
基于稳定币发展的历程与成败经验，我们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国整体两个维度，梳理一些启示。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2022年发布虚拟资产市场政策宣言，目标打造全球虚拟资产（现更名数字资产）交易中心，在稳定币领域需避免重蹈欧盟、新加坡的覆辙。香港与欧盟、新加坡的战略定位存在本质差异，后两者仅将稳定币视为新型金融产品，核心目标是风险管控；而香港承载中国全球货币战略的重要职能，稳定币作为传统金融体系外的新型工具，为香港实现货币战略突破提供机遇，因此香港需转变角色定位，从“监管者”转向“市场培育者”，培育壮大稳定币交易市场，避免陷入“监管完善但市场冷清”的困境。
依托国际金融交易中心的基础优势，香港可打造“香港稳定币走廊”，兼具地理、技术与合规属性，地理上连接中国与全球市场，技术上实现传统数字化技术与加密货币技术的衔接，合规上构建开放包容的规则体系，吸引全球合规稳定币在香港交易，打造全球最大稳定币市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生态体系，鉴于全球加密货币生态已被美元稳定币主导，香港可聚焦RWA生态建设，RWA与中国实体经济契合，能推动中国实体经济资产通过RWA模式实现全球流动，同时改善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支付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不稳定问题，规避美元贸易管制影响，因此RWA可成为香港稳定币市场的战略性赛道。
一是推行多元货币策略，秉持务实原则，不局限于某一类货币，放宽监管规则，吸引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港元稳定币及合规的美元稳定币（如USDT、USDC）在香港发展，分别服务贸易、本地支付、国际结算等需求。
二是推动场景嵌入与本地生态构建。政府可发挥示范作用，在公共场景中接受稳定币支付，将部分财政储备（如1%-2%）用于储备稳定币，树立市场信心。重点围绕RWA募资、交易、清算结算打造“RWA-稳定币”增长飞轮，提升生态活跃度。打通支付“毛细血管”，推动八达通、转数快、香港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本地支付工具与稳定币对接。参考全球其他地区第三方支付接入稳定币的经验，拓展稳定币应用场景。
三是创新监管模式，建立动态灵活的监管体系，为RWA发展提供支撑。例如设立面向RWA的常态化监管沙盒，简化项目准入与退出流程，实施分层分类监管，根据稳定币规模、应用场景制定差异化监管要求，避免“一刀切”。推动稳定币与全球DeFi市场的衔接。DeFi是重要的流动性市场，RWA资产接入DeFi可提升收益与价值，需探索“合规封装”方案，实现合规稳定币与DeFi协议的交互，为RWA资产注入全球流动性。
从中国发展稳定币的角度，香港大学汪扬副校长提出“三箭齐发”的创新战略，为中国在稳定币市场获取战略优势提供思路：
一是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以海外人民币为锚定资产发行，主要服务“一带一路”贸易，提升跨境交易便捷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二是中国版美元稳定币，当前USDC、USDT的储备资产以美债为主，中国持有7000多亿美元美债，目前仅通过持有或出售获取有限收益（每年数亿美元），可将美债作为底层资产发行中国版美元稳定币，支持美元、港元、人民币等多币种计价，激活存量资产，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贸易提供支付工具。
三是“全球币”，由多种主流货币构成一揽子储备资产，核心创新是将人民币资产占比提升至与美元相当水平，建立去中心化的全球联盟治理机制，治理中心设于香港，避免单一主体中心化控制，提升全球公信力。
这三类稳定币由政府推动，但无需政府直接发行。汪扬副校长提出的创新性观点是赋予其一定“法定性”，在中国政府管辖范围内，贸易中的收款方必须接受这三类稳定币的支付，其他稳定币则遵循市场自愿原则，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扩大应用场景。未来市场中将形成“法定稳定币”与“市场稳定币”两类产品，USDT、USDC及京东等企业可能发行的稳定币均属于市场稳定币；“法定稳定币”需避免碎片化，避免多机构发行同类产品导致市场分散，应探索统一管理模式，如会员制或牌照制，具体机制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总体而言，中国发展稳定币需突破传统思路，采取创新策略。当前美元稳定币在全球市场的渗透度与占有率已极高，若采取跟随策略，难以在市场中开辟新空间，因此需通过创新模式、创新币种、创新生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定币体系，方能在全球稳定币市场中占据主动，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贡献力量。
[3]参见汪扬、柏亮《稳定币成败启示录之二：香港的唯一出路是打造全球第一的稳定币市场》
北京时间6月29日10时03分，搭乘3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位于内蒙古中部草原上的“神九”任务主着陆场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返回舱目视烧蚀正常、外观良好。在13天的太空飞行中，3名航天员圆满开展进驻天宫一号、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航天医学和空间实验等一系列太空工作与生活。
小至婴儿纸尿裤、纯净水净化技术，大至卫星导航系统、数控系统，都是缘起于航天科技，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成本下降，慢慢“走下神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现今尖端的航天技术，未来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仍未可尽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2010年这一天的18时59分57秒，“嫦娥二号”探月卫星在四川西昌大凉山峡谷深处腾空而起…… 选择这个有意义的时间，科学家们说并不是“有意”的。这似乎可以说是“天意”，因为，10月份只有3天可以实施运载火箭发射，每天允许发射的时间范围仅有35分钟。
“飞船方”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宇航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航天飞机方”则认为，无论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的性能方面看，它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的潮流，多次重复使用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
从“哥伦比亚”号到“阿特兰蒂斯”号，30年间，航天飞机曾经承载多少荣光，又经历多少眼泪，确实一言难尽。无论如何，它的最终退役是载人航天发展的一个拐点。正如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0年12月18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至此，今年我国共进行了15次航天发射，全部获得成功。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是一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也是我国今年连续发射的第5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从此诞生。国防部五院成立后，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发展方针。
根据中苏1957年两国政府签订的新技术协定，1960年之前，前苏联给中国提供建全火箭研究、试验机构并仿制苏式导弹的援助。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之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火箭装备史上的转折点。1960年2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迈出了中国航天史上关键的第一步。
1964年6月，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航天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64年11月23日，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970年4月，“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本国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长征二号”火箭成功地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后世界上第三个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
1982年4月13日，中央决定成立航天工业部。1988年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1993年6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在北京成立。
到1998年，中国已成功发射16颗返回式卫星，且卫星回收的成功率高达100％，世所罕见。1984年4月，中国用“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5年10月，中国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的发射业务。1990年4月，中国成功地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亚星公司购买的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正式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1998年5月，“ 长二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四次发射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具备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能力。
截止到1998年，中国已研制成功可供商业发射服务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有：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C、长征三号、长征四号和长征二号E（捆绑式）；研制发射成功科学试验、技术试验、空间遥感、气象、通信广播等不同种类的人造卫星。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44次航天发射，共发射50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包括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17颗卫星。
到1994年初，已形成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体系。有27万名员工，其中有30％为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高级专业人员近4万。
1994年，航天总公司为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规章，确保在技术和管理上不出任何问题，决定把每年3月22日定名为“航天质量日”。
1996年，中国在卫星研制中试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总经理拥有技术决策权、行政指挥权、奖惩权及国内归口项目协调权。这是中国空间技术管理机制的重大改革。
1996年10月16日，由国防科工委、航天工业总工公司联合发起组建的中国航天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颁奖仪式上，170名航天功臣、4个航天战线先进集体获奖。
截至1996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已有8种型号投入使用，形成“长征系列”，并进入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在已进行的43次航天发射中，成功率达87％，共发射的48颗卫星，其中有38颗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国内卫星，包括静止轨道卫星7颗、气象卫星2颗、返回式遥感卫星17颗、科学技术卫星12颗。
1998年4月2日，是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成立40周年之日。其间，共获得了375项重大科技成果奖。
1998年5月2日，“长二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四次发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具备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能力。国际合作：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
1987年至1988年，中国发射返回式卫星为法国和德国搭载微重力实验装置取得成功，揭视了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1990年4月7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美国制造的“ 亚洲1号”通讯卫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商业服务市场；
1990年7月16日，我国最新研的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首次发射，将巴基斯一颗科学实验星送入轨道，表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长征系列火箭和火箭固体发动机等产品投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截至1996年已先后与70个国家建立了航天领域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1997年12月8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长二丙”改进型火箭首次发射铱星成功，将美国两颗铱星送入预定轨道。
“九五”期间，中国航天业将进一步提高卫星性能价格比，力争到2000年实现卫星整星出口零的突破。
1998年3月26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研制生产的 “长二丙”改进型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设计制造的两颗“铱星”，并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五十次飞行。
1999年11月21日3时41分，我国发射的第一艘试验飞船在完成了空间飞行试验之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艘飞船是20日6时3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新型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起飞约10分钟，飞船与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试验飞船和运载火箭，均为我国自行研制。试验飞船没有载人。
9月30日，走进银川伊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健康产业园数智化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高速运转的数智化生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包装线飞速封装，一旁的控制屏幕上，生产数据在设备运行的嗡鸣声中实时跳动，效率与精准无处不在。
“我们技改投入使用的MES数智化系统，实现了对生产工序、设备运行、产品质量等的实时监控与数据追踪，从原料到成品，全过程精准把控。”该公司生产经理贾丽茹指着运行的有机枸杞原浆生产线介绍，这套系统让质量可追溯、成本可控制，最关键的是极大地提升了成品效率，单日产值达50万元。
银川伊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依托宁夏本土滩羊、枸杞、葡萄等“药食同源”特色资源禀赋，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在该公司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10万级GMP无菌净化生产车间内，真空冷冻干燥、生物提取等4条数智化生产线，将宁夏本土特色资源“雕琢”成涵盖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等三大品类、百余种产品，培育出免疫健康、心脑健康等五大核心产品系列，打造了羊胎素专业化生产基地。
数智化的脚步仍在向前，发展的脚步并未停歇。在银川伊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厂区一侧，1号综合办公楼项目正拔地而起。该项目集3A级宁夏滩羊高端产业文化馆和研发中心于一体，预计今年11月即可装修完工并投入使用。
银川伊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稳步发展，正是当下宁夏民营经济活力迸发、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记者 马雨馨）
人民网银川10月1日电 （记者梁宏鑫）10月1日，2025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宁夏惠农站）暨第三届黄河流域九省（区）定向越野挑战赛，在惠农区七彩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区的1000余名定向运动精英与越野爱好者齐聚于此，在山水之间展开角逐，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共赴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于一体的运动盛宴。…
人民网银川9月30日电 （记者梁宏鑫）9月30日，宁夏石嘴山市召开“嬉沙水 观赛车 跑越野 双节来石嘴山撒撒野”2025年文体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向社会全面发布双节期间商文旅融合活动的筹备进展与特色亮点。 通气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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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
△2025年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习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召大家锐意进取、苦干实干、久久为功。
金秋十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十四五”规划收官在即，“十五五”规划蓄势谋篇，我们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14亿多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撸起袖子加油干，勠力同心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今年7月19日，西藏林芝，总投资约1.2万亿元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拉开建设序幕。此时此刻，世界屋脊上正在建设的“钢铁动脉”川藏铁路，以磅礴之势穿山越岭向林芝挺进。
8月20日，习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雅下水电工程、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2021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习就曾在川藏铁路的重要枢纽站林芝火车站考察调研，指出“建设好这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标志性工程”。
如今，在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川藏铁路建设加快推进。已通车的川藏铁路拉林段，覆盖地区面积22.63万平方公里，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31万人。
“横竖”都是世界第一！9月28日，新的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的高桥，多项指标刷新世界桥梁史纪录。从2022年开工到正式通车，工程团队大胆创新，用三年多时间把大桥横跨在被称为“地球裂缝”的花江大峡谷之上，将两岸通行时间从两个多小时缩短到两分钟左右。
2024年6月30日，珠江口“画下”关键“一横”——深中通道建成开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实现30分钟通行。深中通道是全球首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建设者攻克了多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下了10项世界之最，填补了中国在钢壳沉管隧道领域的空白。
习高度评价：“全体参与者用辛勤付出、坚强毅力，高质量完成了工程任务。这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
△2024年6月30日，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这是开通首日的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内的车流。
“十四五”时期，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力攻坚、实干笃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壮阔征程上，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出新的历史伟业。
102项重大工程顺利推进，8项指标进展超过预期，经济增量预计超过35万亿元；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十四五”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创新活力更加强劲、物质基础更加雄厚、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必将在中国发展史上留下极不平凡的一页。
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有“侗乡第一寨”之誉。千百年来，侗家人在此世代安居，生生不息。
今年3月，习来到这里，走进信团鼓楼，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在火塘边畅谈。木横梁上刻着“众志成城”，红红的火苗映红了乡亲们的脸。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讲述着村寨里的变化。
幸福的诉说里，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从鼓楼起身时，村民们纷纷簇拥过来。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的风采很好，看着都是那么神采奕奕，侗族人民朴实、勤劳、有文化、有智慧。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希望乡亲们的幸福生活更上一层楼，把乡村振兴做得更好，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更好。”
“十四五”时期，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百姓身边事，要求一件一件办实办细办好。强调，“实实在在办好惠民利民实事，用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
重庆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曾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经过城市更新，这里蝶变为传统新潮交融的新家园。2024年4月，习在这里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山东日照，一条长约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纵贯南北、一步一景。2024年5月，习在这里考察时，沿绿道步行察看海岸线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同围拢过来的市民和游客说：“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我们要靠实干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4亿多人次……“十四五”以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成果，实打实地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在新征程上作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习质朴而又深刻的话语，映照着人不变的初心。
胜利纪念日阅兵仪式上，战旗猎猎，铁流滚滚，受阅将士威武雄壮行进，犹如复兴路上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如同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激发出亿万人民的自信心、自豪感、精气神，鼓舞着新时代奋斗者用行动书写对祖国的热爱、对责任的担当。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习强调：“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爱国热情、凝聚了奋斗力量。要继续用好历史经验，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老一辈领导人和革命先烈开创的事业不断欣欣向荣！”
任何宏伟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百米跑”，而是久久为功的“马拉松”。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付出十分艰苦的努力。
今年7月，习来到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调研。对企业员工们说：“看到大家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样子，我很高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靠一榔头一锤子地敲，今天要靠先进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水平。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建设制造强国多作贡献。”
2022年国庆前夕，习在北京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时强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好。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2023年在上海，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再绘新篇，明确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2024年10月，来到福建漳州澳角村，勉励大家“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实干”是一直强调的方法论。
“十四五”以来，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上天入海”等大国重器频频亮相，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创新硕果累累……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美好的未来。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3.8万吨，实现稳产丰收。图为今年6月，山西运城裴庄镇黄河滩涂上，农机手忙着实施小麦秸秆打捆和装车运输作业。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
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总监制丨闫帅南王姗姗监制丨马丽君制片人丨兴来宁黎黎执笔丨杨彩云编辑丨江雨航张亚楠程昱
当我们习惯了汽车在道路上川流不息的日常，或许很少思考过：这个如今看似普通的交通工具，是如何从19世纪的钢铁怪物演变成21世纪集科技与艺术于一身的智能移动终端？汽车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技术创新史，更是一部人类突破自我、挑战自然的奋斗史诗。从1886年汽车，到如今自动驾驶汽车驶上城市街道；从最初笨重的蒸汽动力装置，到如今集成上万个精密零件的复杂系统；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全球超过14亿辆的普及化交通工具——汽车的每一次进化，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汽车从诞生到智能化时代的完整历程，感受那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新与转折时刻！
汽车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人类对机械化运输的最初尝试。1769年，法国工程师尼古拉·约瑟夫·居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车卡布奥雷，这辆重达4吨的钢铁巨兽每小时只能艰难行驶4公里，却开启了人类对机械化交通工具的探索之门。19世纪初，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改进了蒸汽机技术，制造出更实用的蒸汽机车，但这些早期蒸汽车辆普遍存在体积庞大、燃料不便（需要携带大量煤炭和水）、启动缓慢（往往需要预热半小时以上）等缺陷，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锅炉爆炸事故频发），注定无法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线世纪中后期内燃机技术的突破。1859年，比利时工程师艾蒂安·勒努瓦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内燃机，虽然效率低下，但为汽车动力指明了新方向。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研制出四冲程内燃机（即奥托循环发动机），热效率大幅提升，为汽车提供了可靠而高效的动力源。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三轮汽车奔驰一号，该车搭载0.9马力的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仅16公里，却具备了现代汽车的基本特征——内燃机动力、金属车身框架和机械传动系统。仅仅一年后，戈特利布·戴姆勒将四轮马车改装成装有汽油发动机的四轮汽车，标志着四轮汽车的诞生。
这一时期的汽车还处于极其原始的状态：车身由木头和铁皮简单拼接而成，道路条件恶劣导致行驶颠簸不堪，最高时速不超过30公里，且每行驶几十公里就需要停下来维修。但正是这些看似简陋的早期汽车，点燃了人类移动方式革命的星星之火。1888年，卡尔·本茨的妻子贝尔塔·本茨做出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壮举——她驾驶着奔驰一号完成了106公里的长途旅行，途中还顺便为汽车加油和修理，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汽车的实用价值。这一时期，虽然汽车还只是少数富人的玩具，但内燃机技术的突破为汽车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基础，汽车工业的曙光已经初现。
20世纪初，汽车完成了从实验品到商品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这一时期的最大推动力来自美国汽IA8N，ODIA8N，yoi.lwxrn.iNfODIA8N，车工业的创新，特别是亨利·福特对汽车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改革。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T型车，这款定价仅为850美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年工资）的平民汽车，以其简单可靠的设计和亲民的价格，迅速打开了大众市场。但真正让T型车改变世界的，是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引入的流水线生产方式——通过将汽车组装过程分解为84个简单步骤，每位工人只负责一个特定工序，使汽车组装时间从原来的12小时以上缩短到惊人的1.5小时，生产效率提升了8倍以上。
流水线生产带来的成本大幅下降，使得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普通家庭也能负担得起的交通工具。到1927年T型车停产时，福特公司已生产了超过1500万辆T型车，汽车价格降至300美元左右，美国每5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汽车真正成为了大众消费品。与此同时，汽车技术也在不断创新：1912年，凯迪拉克率先推出了电动启动装置，取代了危险的手摇启动杆；1925年，雪佛兰推出了液压刹车系统，大幅提升了行车安全性；1929年，封闭式车身设计开始普及，使汽车不再受天气影响，舒适性大幅提升。
欧洲汽车工业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德国奔驰、宝马等品牌专注于高性能和工程技术，1934年奔驰推出的770K（元首座驾）代表了当时汽车制造的最高工艺水平；英国劳斯莱斯、宾利等品牌则以lyu.huggh.iNfODIA8N，try.axrkp.iNfODIA8N，fgt.lkgrv.iNfODIA8N，奢华手工制造著称，成为贵族阶层的身份象征；法国雪铁龙则开创了前轮驱动技术，1934年推出的Traction Avant是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生产的前驱车型，引领了汽车设计的新潮流。
这一时期，汽车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汽车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IA8N，ODIA8N，of.iNfODIA8N，式和生活半径，郊区和高速公路开始兴起，加油站、汽车旅馆、维修店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汽车社会生态系统。汽车工业也成为推动20世纪全球经济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为后来的自动化、材料科学和电子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和中产阶级的壮大，汽车工业进入了多样化发展的变革期。这一时期，汽车不再是一种单一功能的交通工具，而是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分化出各种类型和风格，形成了轿车、SUV、MPV、跑车等多元化的产品矩阵。1949年，福特推出了首款后置油箱的Custom车型，标志着现代汽车油箱位置的标准化；1953年，雪佛兰推出了克尔维特跑车，开创了美国肌肉车的先河；1959年，英国迷你（Mini）汽车问世，其革命性的横置发动机前轮驱动布局，大幅提升了车内空间利用率，成为城市小型车的经典设计。
安全性和环保性开始成为汽车设计的重要考量。1959年，沃尔沃工程师尼尔斯·博林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并无偿向全行业开放专利，这一简单却革命性的设计拯救了无数生命；1966年，美国通过了《国家交通和汽车安全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强制汽车制造商安装安全带等安全设备；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各国开始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推动汽车制造商研发更省油的发动机技术，如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和本田的CVCC发动机技术，使燃油经济性大幅提升。
这一时期，日本汽车工业异军突起，以丰田、本田、日产为代表的日本车企，通过精益生产、质量控制和技术创新，生产出质量可靠、价格适中、油耗经济的汽车产品，在全球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代，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标志着汽车工业的重心开始向亚洲转移。同时，欧洲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奥迪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确立了在全球高端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
汽车电子技术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并快速发展。1970年代，汽车开始配备基本的电子点火系统和燃油喷射系统；1980年代，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安全气囊等电子安全设备逐渐普及；1990年代，车载计算机和电子控制单元(ECU)开始广泛应用于发动机管理、变速控制和车身稳定系统中。这些电子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汽车的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为后来的智能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汽车工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电动化、智能化和共享化成为推动汽车发展的三大趋势，汽车正在从单纯的机械产品转变为集机械、电子、软件和人工智能于一体的智能移动终端。
电动化革命：面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电动汽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8年，特斯拉推出Roadster跑车，证明了高性能电动汽车的可行性；2012年，特斯拉Model S上市，以其超过400公里的续航里程和科技感十足的智能座舱，重新定义了电动汽车的标准。与此同时，传统车企如比亚迪、宝马、奔驰等也纷纷加大电动化投入，推出了一系列有竞争力的电动车型。电池技术不断突破，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大幅提升，成本大幅下降，充电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电动汽车的普及铺平了道路。2020年代，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新车销量的50%以上。
智能化飞跃：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自适应巡航控制、车道保持辅助、自动紧急制动等驾驶辅助系统已成为中高端车型的标配；特斯拉Autopilot、小鹏NGP、华为ADS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已经能够在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上实现部分自动驾驶功能。20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限定场景下商业化运营，如Robotaxi、无人配送车等。智能座舱成为汽车差异化竞争的新焦点，大尺寸触摸屏、语音交互、增强现实抬头显示(AR-HUD)、车载人工智能助手等配置，使汽车成为移动的智能空间。
共享化趋势：移动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对汽车所有权的传统观念。滴滴、Uber等网约车平台改变了出行方式；Car2Go、EVCARD等汽车共享服务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灵活的出行选择；特斯拉、蔚来等车企推出的电池租赁、软件订阅等新型商业模式，正在重构汽车产业的价值链。共享化趋势不仅提高了汽车使用效率，减少了城市交通拥堵和污染，也为汽车产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增长点。
这一时期，汽车工业的竞争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特斯拉等新势力车企凭借电动化和智能化先发优势，挑战传统车企的市场地位；苹果、谷歌、华为、小米等科技公司跨界进入汽车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技术理念和商业模式；全球汽车产业供应链加速重构，芯片、软件、电池等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成为竞争焦点。汽车不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成为连接人、车、路、云的智能终端，是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汽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蒸汽动力三轮车到如今的智能电动汽车，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全球超过14亿辆的普及化交通工具，汽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汽车的发展史，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见证，是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的缩影，更是人类对自由移动和生活品质不懈追求的体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的浪潮，将彻底重塑汽车的产品形态、产业生态和商业模式。未来的汽车，将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移动的智能空间、能源节点和数据终端，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是人类迈向更美好生活的伙伴。
汽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创新是推动进步的核心动力，而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所有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无论汽车技术如何变革，其本质始终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环保、更美好。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汽车将继续承载着人类的梦想与希望，在创新与变革的道路上永不停息地前行，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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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津峰会为新起点，“上合大家庭”加强团结合作，不断增强集体应对地区及全球复杂挑战的能力，将为促进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批准《上合组织未来10年(2026—2035年)发展战略》，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长期可持续保障和明确的方向指引。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天津峰会期间，习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加剧、贸易争端频发，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屡受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有助于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来说，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一条合作路径，助力其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
习主席指出，志同道合是力量、是优势，求同存异是胸怀、是智慧。在天津峰会上，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与利益诉求的国家共聚一堂，化差异为力量，变挑战为机遇。天津峰会向世界释放了明确信号：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国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上海精神”也在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得到体现。这些倡议与上合组织理念契合，有助于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可持续的发展。
面对动荡的世界，“上合大家庭”各成员采取切实举措，以增进相互信任、推进互利合作。在天津峰会期间，中方宣布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三大合作平台，以及科技创新、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大合作中心。推进能源合作，有助于为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与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加快绿色发展，能够增强亚欧大陆的环境韧性与气候适应能力；推动数字转型，有助于缩小国家间技术差距……中国同各方深化务实合作，朝着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有利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上合组织已经成长为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展望未来，以天津峰会为新起点，“上合大家庭”加强团结合作，不断增强集体应对地区及全球复杂挑战的能力，将为促进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9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会上表示，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十四五’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年。”阴和俊说，这5年，科技管理体制实现重塑，新型制优势充分彰显，中央科技委员会成立，央地协同、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科技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70%，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
区域科技创新呈现良好态势。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支撑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深圳—香港—广州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成渝、武汉、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加快推进。
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77%；2024年，524家中国大陆企业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占上榜企业比重为26.2%，较2020年增加4.8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万家，较2020年增加83%。
科技成果转化一头连着科技创新，一头连着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十四五”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又上新台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4年达到6.8万亿元。
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CR450动车组巩固扩大高铁技术世界领跑优势，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特高压输变电世界领先，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首位。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42%；“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8%；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自2020年起，科技部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共40家单位在3年试点期内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累计120.9亿元，比试点前3年增长126.5%，带动28个省份近700家单位开展省级赋权试点。
中国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3家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12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以及高校院所自建的1084家技术转移机构，高校和企业共建的1.9万多家研发与转化平台，1.6万家各类科技型企业孵化载体，共同形成多层次技术交易网络。技术经理人也作为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前江苏、上海等省市从业者均达到万人规模。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立89个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与创新创业、投融资机构合作，形成了覆盖试验验证、市场对接等成果转化全链条的服务网络。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邱勇表示。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这5年，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支撑农业强国建设，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95%，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支撑健康中国建设，重大传染病防治、“四大慢病”精准诊治等取得新突破，上市国产创新药是“十三五”时期的2.8倍，全数字PET—CT等高端医疗装备实现中国制造；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科技助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成效显著，“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_2.5平均浓度下降18%；支撑平安中国建设，新技术推广应用提升安全生产、应急救灾、社会治理等领域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筑牢安全屏障。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推动关键技术突破、产出更多可用好用的创新成果，让科技更有温度，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10年时间了，未来5年是十分关键的攻坚期。”阴和俊说，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支撑高质量发展，这些都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建成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经济日报记者 沈 慧）
中新网广州9月19日电 (记者 王坚)来自人工智能(AI)研发、网络安全和法律领域的专家19日齐聚广州，分享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方案，共同探寻生成式AI在可信可控的框架下健康发展之路。
当日，由广东省计算机学会承办的2025年岭南科技创新论坛之平行论坛“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该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融合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论坛内容涵盖智能算网系统、数据隐私保护、青年科技人才培育、粤港澳科技合作机制等方向，深度解析智慧城市、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场景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AI是通过模拟人类智能活动来执行任务的技术，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智能化以及预测性决策等多个领域。AI技术的核心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内容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论坛现场，来自复旦大学的张新鹏教授作了题为《从深度模型确权到AIGC溯源》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透露，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大模型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同时也面临各种风险问题。模型水印技术作为一种主动防御手段，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深度模型的版权保护和生成内容溯源。他同时还介绍了如何深度学习模型水印的发展历程，探讨判别式模型水印和生成式模型水印的核心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展望AIGC水印的发展。
来自公安部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康，在题为《AI生成伪造语音鉴定的挑战与方法》专题报告中提到，目前，AI生成的伪造语音足可以假乱真，且技术仍在不断迭代，给语音真实性的司法鉴定带来了新挑战。他指出，使用新范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构建灵活的AI生成语音数据集、动态更新鉴伪算法与鉴定方法、充分利用法庭科学常用的校准与验证工具，将焦点从明确鉴定意见转换为挖掘证据信息，以更好满足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活动对证据评价科学性的要求。
平行论坛组委会表示，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方面已有良好的发展基础。目前，广州和深圳等地聚集了大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龙头企业。广东通过建设“5G+人工智能”示范园区，进一步推动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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